正当全国省直管县改革如火如荼之时，东莞开始效仿浙江的绍兴和义乌，开展扩权强镇的试点。拥有县级管理功能的镇，有望于10月份在东莞出现。
　　8月14日下午，东莞市召开了扩权强镇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成员会议，对扩权强镇试点工作进行部署，明确了扩权强镇试点工作将于9月底前完成方案，10月起正式实施。
　　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表示，力争明年在全市的中心镇全面铺开扩权强镇工作。据悉，东莞将选取石龙、塘厦两个镇作为试点镇，在10月份率先试行具备县级管理功能，拥有更多事权、人权、财权的强镇。

　　“小牛拉大车”难题
　　东莞于1985年撤县建市，1988年升级为地级市，但辖内不设县，由地级市直辖镇。
　　繁荣的镇街经济，向来被认为是东莞的经济活力所在。在东莞2008年32个镇街的GDP排名中，虎门、长安以214.77亿元和202.10亿元位居前两位。位于排名末尾的几个镇，其一年的GDP也接近20亿元。
　　一个镇的年GDP超过200亿元，这是许多城市的市级GDP都无法达到的数字。
　　另外，从人口规模来看，尽管东莞的户籍人口仅170万左右，但其常住人口达到700万。东莞一些发达镇的情况也是如此。以虎门镇为例，其户籍人口在11万左右，但常住人口却达到65万。
　　不管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人口规模上看，镇的建制，对于东莞的发达镇来说，显然有些“小牛拉大车”了。
　　而东莞经济的低迷，更是成为扩权强镇改革的催化剂。
　　上半年，东莞GDP微增0.6%，远低于广东省7.1%的总体水平，要实现今年GDP增长10%的目标十分艰巨。
　　扩权强镇工作的展开，或将给东莞后发镇的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契机，在管理权限增加的基础上，充分发挥“后发优势”，同时亦鞭策先发镇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活力。
　　浙江强镇经验
　　此前8月3日至5日，由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带队的学习考察团，到浙江省绍兴市和义乌市学习考察“扩权强镇”工作经验。
　　
　　在向县、镇下放权力方面，浙江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。
　　早在1992年，浙江就开始试水扩权强县，2007年浙江又实行强镇扩权战略，选定141个省级中心镇，按照“依法下放、能放就放”的原则，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。
　　浙江省中心镇之一的诸暨市店口镇，综合经济实力已居绍兴市第一位、浙江省第四位，该镇镇长张壮雄6月回答新华网记者提问时说，扩权简单讲就是有了过去没有的最重要的三个权,即城镇建设的规划权、财权、事权。强镇扩权主要解决的是乡镇责权利不统一的历史难题。
　　今年2月15日，浙江义乌市也启动了覆盖全境所有镇街的扩权强镇改革。对涉及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和涉及为民服务、内部管理的57项事项和权限，逐渐下放到镇街。
　　此外，义乌市还将逐步赋予镇街更高的工作自主权，比如由各镇街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确定实施的项目；把城市规划区、镇规划区外村庄建设规划审批权交由镇街行使等。
　　但刘志庚强调，东莞的扩权强镇试点工作必须结合试点镇街自身实际，与建设服务型政府、优化东莞城市布局、提升管理水平相结合。
　　在企业发展引导、镇街资金预算与支配、镇街长远发展规划上，镇街究竟将拥有多大的自主权，这必将深远地影响到未来东莞经济社会的发展。

　　渐进式改革“天花板”
　　浙江、广东发达地区镇的扩权冲动，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性束缚。
　　由于我国目前的城市体制大多是广域型建制，即作为一个建制市，在建成区之外，还下辖面积广大的农村地区。因此，一个广域市必然会包含若干的镇。随着发达地区一些镇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增长，迫切需要一个完整的城市建制去满足当地的管理，但在一个市的建制之下，不可能再另设一市。
　　目前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两个办法，一是绍兴和东莞推行的扩权强镇改革，二是以浙江湖州的南浔为代表，由镇升级为地级市的一个区。但这两个办法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即县辖镇与地级市直辖镇，能获得的授权空间显然是不同的。
　　事实上，这些年来，针对上述发达镇“小牛拉大车”的现状，不少专家提议恢复改革开放前“切块设市”的做法：一个方案是效仿目前台湾地区的做法，设立县辖市，与乡镇并级；另一个方案是将满足条件的镇升级为市，与原属县并级。
　　由于这两种方案均会涉及巨大的利益和人员调整，目前并未成为改革的主流呼声。而扩权这种渐进式改革方案，更易获得各方的接受。但对于不断成长中的市镇来说，什么时候再换合适的衣服，这套衣服究竟能做得多大，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